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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PINION
有關2047年的討論，說冷不冷，說熱也不熱。中央領導人和高層官員，在不同場合也有一些評論，但我們必須清楚明白， 2047 年的本質是什麼？尤其不要掉入一個思想誤區，把2047年和過去的1997年問題相提並論，兩者基本上是完全不同類別、不同檔次的議題。
1997 年7 月1 日是什麼日子？那是中國重新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日子，所以本質就是在主權的層次。英國的管治，無論你用什麼政治概念來形容，都是到1997年6月30日終結，所以1997年是涉及管治權的更易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以再從兩個階段來分析。首先是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前，中英兩國就香港未來前途並未達成協議，尤其在3條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中英當時的立場是南轅北轍，所以矛盾的時間點，並不僅在1997年7月1日。
在理論上，北京是可以在任何時間重新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只不過在顧及各方面的利益下，1997 年7 月1 日是一個最恰當的日子。如果在最壞的情况下，中英無法達成協議，那在重新行使主權的議題上，將會產生各種可能的衝突。這種衝突是國家層面的，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見。所以，如果把1997年的問題放在這個國家衝突的層次來看，最惡劣的情况，就是帶來軍事衝突。這夠嚴重了吧！
當然，中英兩國最後達成協議，簽了聯合聲明，但無論如何，1997年都是一個舊的管治權力終結、一個新的管治權力誕生的日子，順利過渡又成為新增的考慮。如果英國充分合作，北京就可以考慮「直通車」；如果英國不合作，那就可能出現某種形式和程度的「另起爐灶」。就算中英聯合聲明是讓各方人士都感到滿意，但由1984年到1997 年的10 多年，香港的政治發展方向，就在這「直通車」和「另起爐灶」的相反力量拉扯折騰。
九七後香港特區一直向前 無預定終點
就算撇除了這些中英兩國的角力，「一國兩制」如何落實，又是另一個現實問題。首先，全世界都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於一個國家的先例，更遑論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母體之內，包納一個細小但經濟上非常成功的資本主義城市。
成功的先例固然沒有，權威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看好。尤其在1980年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但在經濟理念上互相排斥，在政治上也是處於冷戰時期的兩大對抗陣營。所以，1997年就算是脫離開兩個大國的正面衝突危機，但還是背負着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不確定性。
1997是一個終點和起點並存匯聚的年份，但在1997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其政府就只會一直向前，沒有預定的終點站。所謂「50年不變」，是《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其中涵蓋的範圍，充其量是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不是1997年所背負錯綜複雜的因素。
「50年不變」 即不強行內地一套
基本法第五條是放在第一章總則之中，所以是屬於總體的大原則；而第五條的條文，也不能只是抽空從文字字面上去解釋。基本法起草諮詢在1985至1990年進行，一些原則性的條文，必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理解，否則只是抽空講制度。回歸25年以來，香港的制度內容有沒有改變過？講生活方式， 40 年來是否又是一成不變？制度和生活方式是有機的、有生命的，不會永久不變。所以個人對基本法第五條的理解，所謂「不變」，就是不會通過政治力量強行改變成為內地當年的那一套。
當年看淡「一國兩制」的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兩制」的差距甚大，頒布基本法時，內地落實改革開放政策只有10個年頭，內地和香港在各方面的巨大落差，會造成制度之間的張力。
一國兩制最強保證 在於對全國發展動力
「一國兩制」最終落實，內地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是一個主要因素。「兩制」的差距不但愈來愈小，「兩制」甚至在過去25年漸次出現有機結合，相互提供養分，最佳例子就是內地的國企、民企，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集資和提升公司管治水平，香港的資本市場就利用這些機遇來壯大實力，佔穩全球領先位置，突顯香港的競爭位置。所以在十九大報告中，「一國兩制」已經不止是用來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是達至民族復興的14個方略之一。
所以， 2047 年後是否在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完全是無關宏旨的討論。在40 多年前的現實環境，中央政府還是堅定不移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經過25年的實踐，「一國兩制」在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推動國家的發展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一國兩制」最強的保證，不是在法律上的條文，而是在於對全國發展的動力和生命力。（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