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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PINION
香港公務員制度的討論是大文章，不是本欄的篇幅可以完全交代。上周本欄作一個初步的討論，主要是提出一些基本的觀點。首先，個人認為公務員系統不是當下我們香港特區遇到管治困難的肇因，簡而言之，由回歸之後，尤其是推行政治任命制度之後，香港社會面對的問題，基本上都不是由公務員制度引起，又或者因為公務員系統而不能解決。
特區遇管治困難 公僕系統非肇因
隨便找一些現成的例子，香港房屋短缺，其中主要原因是覓地困難和建屋過程冗長，兩件事都不是由公務員引起的。回歸前房屋供應仍有短缺，但以數量來說，每年建屋量遠比目前多；建屋速度也遠比目前快。再找一些較為近年的例子，讓整個社會受害最深的黑暴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處理失當，這都不是本地公務員系統要負的主要責任。
上周本欄特別指出，回歸前的所謂公務員系統，內裏夾雜相當數目英國派駐香港的高級官員，這些官員相當部分仍冠以「政務官」的職級，但對這批負責管治的高級外派官員，政府對他們是有特別管治責任的要求。而這批準備遠赴大洋彼岸的英籍官員，他們也完全明白，他們前往遙遠的國度，不是來處理文書工作，不是依章辦事，不是看着公務員條例生存，他們的工作是「管治」。
這批高級外駐官員，有港督和倫敦政府撐腰，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就不是一般所謂公務員的權責和性格；而由他們提拔任命的本地高層官員，因為有這些政治力量作為後盾，也會以敢作敢為來爭取青雲直上。當年類似曹廣榮的本地官員，也為數不少。
九七後英人離去 高官失管治者角色
但當回歸之後，一大批掛公務員頭銜的外派管治人員離去，同時又因為中央「港人治港」的基本政策方針，不把「英人治港」改為「京人治港」，那本地公務員就漸漸回歸到純純粹粹的公務員。以前高層官員擔當「管治者」，又或者「父母官」的角色漸行漸遠，而最終無聲無息了。
若干年前，個人曾經和一位中層的政務官閒談時，他被問到，當做一項決定時，他首先會有什麼考慮。這位先生很認真地想了想，也很認真地回應我：「我會首先考慮有無法律依據、行動是否『合法』。」
這位中層政務官員的回應，個人相信是誠實的由衷之言，也相信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這個答案，是完全表露出依法辦事的公務員心態。如果沒有法律依據，又或者在法律上會受到挑戰，政策有效性大有疑問的同時，負責的官員也要負上責任，輕則內部行政紀律處分，重則負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刑責。如果現時的公務員制度，由職權到招聘，都是以執行政策為主要考慮，那香港在整體管治上出現的問題，應否完全歸咎公務員系統，又或者公務員制度？
內地公僕培訓 兼顧規矩變通
在此不妨簡單與內地公務員系統參照一下。我們姑且把「公務員」定義為領導人級別以下的組織，結構就有部、司／局、處、科4級，一級再分為正副兩層，由部長下至副科長一共8級，再加科員一層，也只有9級。同是處長，在財政部工作，可能只負責起草信件文書；但一外放地方，就可以當一個區的區長。
以順德區為例，生產值4000 億人民幣，人口300 多萬。順德市的父母官，天天要解決問題，如何可以用在財政部當處長時的態度去處理？而在幹部培訓和考核中，於不同崗位輪調，就是訓練又懂程序規矩、又懂行事變通的幹部人員。所以對出任主要中央領導人的要求，要當過省級地方大員，幾乎是必要條件。而這個要求，也是其源有自，唐代開元三年，時任左拾遺的張九齡向唐玄宗李隆基上書，請求改革選官制度，做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台省」，要當御史或三省的中央大員，必須有地方州縣的幹實事經驗。
所以內地的公務員，名稱也是公務員，也不走選舉和政治任命那一套；但在公務員培訓，就以地方外派、獨立行事作為基礎。一當地方大員，哪有那麼多規矩先例可援？法律需要遵守，但法律卻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香港面對管治上的問題，沒有走內地「公務員」制度那一套，就是擴闊公務員的政治和管治責任，而是在公務員上面加了一層政治任命官員。經此一役，香港公務員就更加名實相符，徹徹底底走政策執行的事務官性質。他們本質就是打後衛的腳色，你要他們攻守兼備，哪有這麼多「通天老倌」！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