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香港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現實，那就是香港本身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本質和面貌，是由眾多因素構成，而國家也是按照香港客觀存在的本質和特點，去思考香港的角色和功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提出那句「充分利用，長期打算」，其實到現在還適用。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的開放性和國際化、保留香港的開放性和國際化，不止是遷就香港的歷史和事實，而是踏踏實實地對國家有利、對國家有用！

同樣對國家有利有用的，就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的發展、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維持用普通法制度，成為國家和國際連繫的重要門戶。這些都是國家對香港的要求，唯有符合這些要求，香港才有價值。如果要滿足這些要求，除了「愛國愛港」這些必然要素之外，還要再加上什麼條件？有利的條件可能有一大堆，但個人認為，還起碼要加上「專業」一條。

專業精神是香港的成功之鑰

「專業」，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的最重要支柱。這裏所講的專業，當然是包括了傳統的專業行業，例如法律、醫療、會計、工程等。他們有着與眾不同的自我規範、治理和資格審查制度，這可以說是最傳統和嚴謹定義的專業行業。但由這個傳統專業行業所發揚出來的專業精神，也不知不覺地滲入到其他行業，教育人員也自覺地把自己定性為專業人員，金融從業員也有類似的規範組織，甚至一般性的工作，行業從業員也吸納了這種「自我期許、自我提升」的專業精神。計程車司機、酒樓侍應，以至外賣小哥，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服務水平是專業或馬虎，又甚至是失責。總而言之，長時間以來，香港的專業精神是這個城市的成功之鑰，是全香港市民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

上周本欄以「香港是政治城市還是經濟城市」為題撰文，執筆時當然早有答案。香港過去一路走來，都是定位為經濟城市；當然政治是避不開的課題，但基本上還是以經濟城市的定位來講政治。就算是講政治，也不會天天講、日日講，而只會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議題講，講完就算。當年的香港，雖然以經濟城市定位，但不止是把金錢盈利視為唯一標準，後面就是有一套滲入了所有商業活動，甚至日常生活的專業精神。香港的成功，不止是靠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同樣重要的是後面那一套「有為、有所不為」的專業精神。

在2019年黑暴期間，我跟一名年輕醫護人員爭辯過，他企圖為外界指摘部分醫護人員沒有向受傷警務人員提供適切的救助而辯護，我當時只是告訴他一個實例。當年一名被通緝的要犯葉繼歡被一名警員追捕時槍傷，傷勢嚴重，當時的醫護人員有沒有全力搶救他？每年有不少悍匪在警察拘捕時受傷，他們有沒有得到適切治療？在服刑的重犯，因病尋求醫療時，是不是得到像一般人的對待？你們醫護人員堅守的就是專業精神。反對派的為禍，就是眼中只有權力，他們不但把過去一大片「非政治化」的社會範圍都政治化，用來作為奪權的踏腳石，他們甚至摧毁了在各行各業植根的專業精神。

在頒布《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的政治土壤已經很大程度得到淨化，反對派的奪權「機器」已經被拆毁。當然，仍有相當數目的反對派移居外地，繼續從事其工作；一些選擇留港雌伏，不動聲色。但對付這些裏裏外外的反對派，最有效的辦法，始終是恰如其分地落實港區國安法，以法律針對性地去懲治這些違法行為。惟在社會層面，我們的策略應該是維持政治化，也就是改造他們的政治取向，還是回復之前的非政治化，以法律和專業精神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呢？如果香港要發展高效的金融中心、活力的商業中心，與西方聯繫的國際城市，維持普通法的法律制度，我們應作何選擇呢？

愛國愛港最外圍者 必然是非政治化的市民

專業化不是用來取代「愛國愛港」的情操，也不是用來做「不愛國」的藉口。而事實上，「愛」這東西，就是很難捉摸、很難定義的東西。所以許多人問我，怎樣才算「愛國愛港」，我的標準答案就是：只要你不是「不愛國愛港」，那就可以算是「愛國愛港」了，用時下流行的商業用語，就是列出負面清單，不在負面清單內的東西，那就一律過關放行。

要把「愛國愛港」的範圍劃到最大，就只需把「不愛國愛港」的成分剔除。但用這個最寬鬆、最廣義的辦法去定義「愛國愛港」，那在「愛國愛港」最外圍的，就必然是「非政治化」的組織和市民。

他們「奉公守法、專業自持」，也就夠了吧！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